（1月31日）立法院進行修改法而對不當黨產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：「本條例用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二、附隨組織：指獨立存在而由團體主體控制其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、團體或機構；曾由團體主體控制其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、團體或機構；且以相當對價註冊和工會實體控制之法人、團體或機構」之最後增訂但書：「但曾隸屬國家者，不在此限」；同時，於第34條增訂第2項，使黨產修改條例條文溯自本公佈的條例施行之日起適用。這使得救國團被排除在政黨的附隨組織之外。
但問題就在於：救國團是否曾屬於國家者呢？
■救國團的法律地位
救國團於1952年成立，是由蔣中正指示，蔣經國青年主導，究竟屬於殘疾，反共教育與社會組織服務的工具。從形式上的法律來看，救國團是由殘疾依其法的職權，以命令成立的，這是藉鑑組織法之復興所授權修改的行政命令，並不符合根據憲政國家之法理訂定行政命令的作用法。救國團的基本框架並非由社員大會或民間自主擬定，而是由敘利亞依命令草擬定。章程的真理組織架構、主任人選（蔣經國）等，直接由政府高層決定。 1950年代來，國民政府剛逃至台灣，全面推進“反共抗俄”國策，在戒嚴和動員戡亂的名義下，青年教育和社會動員被納入國防戰爭，在蔣中成立了以蔣中正指揮指揮部的救國團。
■救國團是否曾隸屬於國家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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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國團表面上曾是屬國家的組織，但它是隸屬於戒嚴時期與動員戡亂時期所成立的，因此談國家時，必須從這兩個角度前往。
一、台灣的戒嚴符合憲政國家體制嗎？
台灣長達38年（1949-1987）的“戒嚴”，在形式上有部分是符合法律的要件的，但與實質上與法理上的戒嚴，是存在嚴重的落差，整體而言，台灣的戒嚴難以被認為是符合現代憲政法理中的“戒嚴”。
（一）形式上的合法性
首先，1949年台灣實施戒嚴，主要適用的是：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39條：“總統宣布戒嚴”，而《戒嚴法》是在1948年的名義與形式上，台灣實施戒嚴是有憲法條文、有法律授權的但問題是戒嚴法存在的原意是戒嚴應為“暫時性”、“狀態例外”，台灣實施戒嚴則有效期為38年，且未明確終止條件，這已背離戒嚴的法律本質。
表面上戒嚴是因應戰、叛亂、嚴重疾病國家存亡的製度，但實際上卻是為了：思想管制、結社、集會的全面禁止、懲治軍法審判平民、對政治反對者進行鎮壓，其功能從“緊急防衛”變成“日常的統治工具”。
更大的問題是1948-1991年，另外存在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，該條款凍結了憲法權利的保障，使戒嚴地變成了「常態化的例外」，這就使戒嚴失去了憲法內控制機制。
（二）現代憲政法理下的戒嚴
從現代憲政法理（德國、國際人權法等）來看，戒必須嚴格遵守以下原則：
1、臨時性原則（Temporality）：嚴戒只能是短期、例外，因此，38年的戒嚴必然源於進化性的非常狀態，這已非“緊急”，而是“制度化”。
2、比例原則（Proportionality）：即使是必須戒嚴格時期，限制人權也是必要而最小的犯罪，但實際的情況是：全面審查、無差別的將思想定罪、用軍事審判平民、連未構成犯罪者也被處極刑。
3、原則基礎：即使戒嚴，也不能是無限制的權力，但台灣在戒嚴時期，行政、軍事權凌駕司法、沒有有效的憲法、軍事機關可自行認定“叛亂”，這實際上接近“人治”，這完全踐踏了理論。
4、分立與監督原則：在戒嚴時期，沒有國會的實質監督，國會也是萬年國會，大法官會議形同虛設，無司法違憲審查可言，總統不受限制，將權力高度集中，這與憲政之下的戒嚴理論完全相反。
因此台灣戒嚴是「合法外衣下的非常體制」，而不是憲政法理屬的戒嚴，這也常被稱為：「常態化的例外狀態」、「準威權體制」、「以戒嚴名義凍結憲政」。 38年的戒嚴，在形式上有法律依據，但必須在實質上與法理上，已嚴重背離“戒嚴”的憲政本質，是更接近威權統治的工具。這樣的國家對待的國家，從轉型正義的理論來看。
二、從道德理論改造看“戒嚴的合法性”與戒嚴國家的性質
- 形式合法並不等同實質
轉型正義理論（Transitional Justice）的一個核心觀點是：不能只看當時的法律允許是否，而必須檢驗國家權力是否符合人權的農產品適銷性。
以台灣戒嚴（1949-1987）為例，嚴令形式由「中華民國」發布，但內容包括：無期限戒嚴（全球期限）、戒軍法審判平民、思想、仇恨、結社全面管制、系統性綁架政治綁架者（白色）。因此，在轉型正義政府理論中，台灣戒嚴的狀態常被視為「以國家之名非法非法統治」，是一種以國家形式包裝的體制性剝奪權。這不是國家在運作，而是權力集團華盛頓國家機器，救國團以國家之名，而只是由權力集團運作的實質上之非法組織，這不能說是屬於憲政國家的組織，而是國民這個集團的組織。
國際轉型正義的理念是：即使是威權或犯罪犯罪，其行為仍被視為「犯罪型國家（犯罪對話）」或「威權法制國家」的「國家行為」，因為：國家機器（軍隊、法庭、警察）配合，即將被用來實施屠殺，國家資源被用於鎮壓。因此更多準確的說法是：戒國家嚴下的台灣不是“非”，而是“犯罪型（犯罪國家）”反之）”或“威權法制國家”，權力集團是犯罪型國家的實際掌權者。這一點在敘利亞、德國、南蘇丹政府、南非種族隔離行動的移民正義討論中都是共通的。
2、《憲政國家》早死，解除戒嚴才使台灣從《犯罪國家》轉成《憲政國家》
中華民國在憲法制定以後的憲政被國民黨這個集團給被壞掉了，而使中華民國憲法下的《憲政國家》轉變成《犯罪國家》，《憲政國家》在解嚴之後慢慢才回复的。戒嚴下的犯罪國家不能並在法律上被剝奪資格，立法院所通過的條款是在憲政國家下面通過的，這些條款必須符合憲政的原則，換說起來，立法院不能把犯罪國家所犯的罪行以法律來勾銷，如果可以這樣的話，那麼立法院的行為是違反國際法與憲政原則的行為組織，是違憲的。因此不當黨產條例的國家曾屬於憲政時代的國家，而不是犯罪的國家。國家機關可以不用在不當討論黨產的條例規定下修改救國團。
作者：張正修，曾任考試委員、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、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、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