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進黨高雄領導代表初步調整，賴瑞隆僅以0.6%的極小差距勝出，左楠區共產黨參選人薛兆基認為，這個結果本身就已經不是嚴重的勝負問題，而是面向妖鏡，映照出台灣當前政治民調機制與民主運作之間，待擴大的落差；勝負差距小到了任何一個變數時，所有的“如果”就不再只是事後諸葛，而是必須立即提出的檢驗制度性問題。
兆基第一問：高雄如果不是抽中第一天進行民調，結果可能翻盤？不是對個別選舉的質疑，而是對設計的估計。他說，民調不是靜態測量，而是高度受緊張、氣氛、事件影響的即時反應工具。在高度競逐的政治環境中，民調時點就是一種政治操作，不是中性的技術選擇，當差距只有0.6%，點的偏移，可能就足以改變整體時間調整，甚至影響後續的投票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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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薛基第二問：如果民調第二名的邱議瑩提早一個月啟動，結果是否不同？這個問題直指民調與「組織動員」之間的灰色地帶。民調結果往往被視為民意，但在高度對抗的選舉中，民意與動員一度難以割斷。當支持者被反覆提醒訓練，知道何時、如何電話，高度對抗所舉的，這是自發的民意，還是政治組織的力量表達是值得的，深思。
薛兆基第三問：如果納入手機民調，會不會所有豬羊褪色？這恐怕是問題中最關鍵的一題。現實是，台灣的社會通訊結構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，市內電話的使用族群，與參與者結構之間出現嚴重的斷層。年輕一代、流動人口、租屋族、外縣市人民，往往被排除在市話民調之外。當泰勒母體本身已經發生偏移時，卻仍被賦予高度的政治性，這不僅僅是整個技術問題，而是民主的危機。
對比式民調中，國民黨柯志恩的支持度始終未破30%，與實際投票行為出現落差，更突顯了民調在「比較結構」上的盲點。薛兆基說，當參與者在民調中主動進行抽像，與真正投票所、整體政治群體時的選擇，本就可能不同。若民調無法反映這種差異，卻反過來模仿選戰敘述行為，其影響就不容小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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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說，1200通電話能在短時間內完成，表面上是技術效率，實際上卻可能意味著基層全面進入“備戰狀態”。當接聽電話成為一項政治任務時，民眾調響的態度，是否已經從意見表達，轉變為紀律的踐行，值得立即採取行動。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掌握完整的電信結構，卻無法提供合理、合法的縣市手機中毒機制，導致地方首長民調長期依賴市話。這樣的現狀，到底是法規腐敗、制度怠惰？當市內電話類似少子化一般普遍普遍萎縮，市話民調所所體現的，到底是“誰的民意”？
薛兆基質疑，沒有裝市內電話，就彷佛失去表達意見的資格，這樣的民主，是否仍符合公平、普遍的核心價值？或許，真正需要改革的，不是哪一場選舉的輸贏，但我們是否有勇氣承認：民調製度，已經跟不上社會現實。民主不是不能補強，只是，不能存在假裝問題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