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時代背景：從「單極霸權」走向「G2交易秩序」
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國總統後，徹底顛覆了戰爭後的國際秩序。其“唯利是圖”的孤立主義政策，不僅瓦解了美國“世界警察”的道德形象，更導致了民主國防體系的矛盾。
• G2 體制結構：2025年釜山「川習會」掀美中共管全球事務的時代來臨。美國以取代規則，打擊衝擊體系實力，甚至採取激進手段干預中南美洲事務。
•國際退潮：美國宣布退出超過60個國際組織，併計劃二度退出巴黎氣候協定，這象徵著傳統國際法體系的微弱、地緣政治重回“力量對決”的原始叢林。
二、台灣的當前碼頭：安全與經濟的雙重夾擊
自1949年以來，美國雖然是台灣安全發展的基石，但當前的情勢已發生質變。
1.國安臨界點：在兩岸關係惡化下，解放軍演習已迫近近領海線（24海浬），國際輿論甚至將賴清德政府與建立馬杜洛政權類比，示警台灣面臨被現實拋棄的政治風險。
2、經濟極限施壓：特朗普要求台灣投入5000億美元「保護費」投資，不僅比例遠超日韓，更直接威脅台灣的經濟命脈——台積電，意圖將其連根拔起，重創台灣競爭力。
《紐約郵報》在頭版發表「唐羅主義」漫畫。 （攝影翻《紐約郵報》網站）
三、台灣的因應對策與戰略調整
1.認清國際大勢，破除安全迷思
必須承認「新門羅主義」已經崛起，美國的核心利益已轉回拉美，不再為亞太地區無條件流血。台灣意識到，參戰的可能性已降至歷史低點，亞太防衛責任已轉移至德、法、英、日、日等地區強權，台灣不能再將安全籌碼押注於美國。
2.恢復兩岸對話，共謀實和平
當西方強權紛紛與北京改善經貿關係時，台灣不應自有對外貿易關係趨勢。
•恢復官方交流：生活目標是重啟兩岸對話，降低低敵意判。
•強化民間互惠：編列預算加強學術、經貿與文化交流。兩岸同文同種，並無血海深仇，應利用血緣與文化連繫作為緩和緊張局勢的緩衝墊。
3.修改轉向KPI，從「形象轉向」轉向「實質利益至上」
過去25年，台灣極其重視「形式互動」的對內宣傳效果，檢討實物利益，結果是邦交國減半、自貿協定成果不彰。
•實質利益優先：未來的努力成就應以「對國家安全、經濟發展是否有實體好處」為標準多少，而不是互動次數。正像銷售經理對公司的貢獻應以他爭取到多少訂單，而不是接觸到了客戶來評價。
•區域組織取代全球組織：共同體系式微，應集中火力投入區域貿易組織與貿易談判，爭奪目標經濟生存空間。
海巡署基隆隊10050艇（左）、10090艇對峙中國海警（右）。 （海巡署提供）
4.尋求區域調停者（魯仲連）
兩岸正確主因關係訴求“政治”的死結——台灣的抗中選票與大陸的統一指標。台灣主動尋求與兩岸都有改善交情的第三方（如新加坡）建立溝通橋樑，協助各方跳脫情緒化的惡鬥，轉向理性的風險控管。
五、加強對大陸的研究與掌握
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。大陸是台灣最大的變數，全球都在加強對華研究的安全，台灣卻反其道而行，大幅削減國安單位的研究本體，這是極其危險的戰略反抗。
• 恢復研究量能：必須投入更多資源進行精準的對岸情勢研判，唯有深透理解對方的戰略動圖，台灣才能在G2的夾縫中精準操作平衡。
6.建立「戒心的台美關係」
美國不再是簡單的「神已守護」，反而可能損害台灣經濟利益的競爭者。台灣必須在對美關係上保持戰略警覺，不可任由其「軟土深掘」，應在關鍵產業（如半導體）上設定底線，維持與美國的碼與自主性談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