墨新聞｜記者游宏琦／高雄報導
—民調究竟測量民意，還是動員能力？
【記者 游宏琦 觀察報導】
民進黨高雄市長初選結果正式出爐，賴瑞隆以僅0.6%的極小差距勝出，將代表民進黨投入2026年高雄市長選舉，迎戰國民黨市長參選人 柯志恩。然而，這場初選所留下的政治意涵，顯然不只是「誰勝誰負」那麼單純。
民進黨左營、楠梓區議員參選人 薛兆基，在初選結果揭曉後發表〈從0.6%看民調：我們測量的究竟是民心還是動員？〉，直指民調制度本身的結構性問題。他的文章表面語氣克制，實際上卻對現行民進黨初選機制，提出相當尖銳的質疑。
左楠僅提名四席 競爭壓力提前內縮
從地方選舉結構來看，民進黨已確定在左營、楠梓選區僅提名四席議員參與2026年議員選舉。在該選區人口結構快速變動、選民樣態日益多元的背景下，提名名額的保守配置，等同於提前壓縮黨內競合空間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薛兆基早在市長初選前，即曾主張左楠區應提名五席議員，以反映選民結構與投票行為的多樣性，但該建議最終未被黨中央採納。如今市長初選僅以0.6%的差距定勝負，反而凸顯當初「提名保守化」策略，是否低估了選情變動與制度風險。
把話說明白：民調測到的是民意，還是動員？
薛兆基文中最核心、也最具爭議性的觀點，在於他對「民調功能錯置」的質疑。雖然行文相對保守，但其隱含的判斷十分明確—現行以固定時點、傳統市內電話為主要工具的民調設計，已難以真正反映社會整體的民意支持度。
將薛兆基的這層意思，放大解讀說清楚：在高度競逐的政治環境下，這類民調實際上更容易測量的是「誰的組織動員能力較強」，而非「誰在整體社會中獲得更多支持」。當支持者被反覆提醒接聽電話、配合民調流程，民調回應本身，就已從意見表達，轉化為組織紀律的展現。
換言之，0.6%的差距，並不必然代表真實民意的差距，而更可能反映出不同派系在動員節奏、組織密度與執行效率上的差異。
邱議瑩的支持度，是否被制度性遮蔽？
在此脈絡下，薛兆基文章中未明說、卻清楚指向的一個可能性，也浮上檯面：在更貼近現實社會通訊結構、納入手機樣本、並降低動員干預的民調環境中，是否不排除 邱議瑩原本才是擁有較高實質民意支持度的候選人？
這並非為任何人翻案，而是指出一個制度性盲點—當民調工具無法涵蓋年輕族群、租屋族、跨縣市工作人口，卻仍被賦予高度政治正當性，其結果自然可能出現與實際民意落差甚大的情況。
賴瑞隆出線後的真正考驗：整合與制度回應
對賴瑞隆而言，初選勝出只是開始。真正的挑戰，在於如何整合這場初選所暴露出的不安與質疑。0.6%的勝負差距，意味著任何忽視基層感受、快速進入慶功模式的做法，都可能在後續選戰中埋下隱患。
更重要的是，面對柯志恩長期民調未破三成、卻在實際選戰中具備穩定動員力的對手，民進黨若仍過度依賴現行民調敘事，恐怕將再次低估選民行為的複雜性。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從0.6%的裂縫，看2026民進黨高雄選戰考驗 ；「邱議瑩」可能更接近真實民意
